【原文】
余死,汝必为太史,为太史,无忘吾所欲论著矣!
且夫孝始于事亲,中于事君,终于立身,扬名于后世,以显父母,此孝之大者!
夫天下称诵周公,言其能论歌文武之德,宣周召之风……幽厉之后,王道缺,礼乐衰,孔子修旧起废,论《诗》《书》,作《春秋》,则学者至今则之。自获麟以来,四百有余岁,而诸侯相兼,史记放绝;
今汉兴,海内一统,明主贤君,忠臣死义之士,余为太史而弗论载,废天下之史文,余甚惧焉!汝其念哉!
【译文】
我死了,你必将接任我的太史令一职,成为太史的你,切勿忘记我渴望完成的著述啊。
谈起“孝道”,基点和起点是奉敬亲人,过程中的目标是效力于君主,最高的人生意义和终极的追求,则是使自己成为社会栋梁之才,扬名后世,彰显父母的美好名声,这才是最大的孝。
天下人称颂周公,都说他能够品评讴歌文王武王的德政,传播弘扬周召的美好风习……自从周幽王周厉王之后,人间王道不再,礼乐衰微。孔子修复残破的周礼,钩沉废弃的王道,编著《诗》《书》并给出评价,执笔写《春秋》,天下的学者至今都奉为榜样和楷模。自打孔子绝笔于获麟,四百多年间,诸侯忙于火拼兼并,对历史的书写就此中断。
当下汉王朝崛起,海内一统,那些贤明君主,忠忱臣子和舍生取义的英杰,我身为朝廷太史令,却还未能加以记叙和评述,天下历史文化记载留存了空白,将会被弃置和遗忘,我内心为此极度忧惧恐慌!你要理解我并铭记我的未了之愿啊!
【作者简介】
司马谈(?-前110年),史学家,汉武帝建元至元封年间任朝廷太史令。左冯翊夏阳(今陕西韩城市芝川镇附近)人,《史记》作者司马迁之父。他博学多识,曾随当时著名天文学家唐都学习天文历法知识,从哲学家杨何学习《易》,对先秦的思想发展史和黄老之学都有涉猎和研究。著述有《论六家要旨》等。
【背景故事】
如果说周公的《诫伯禽书》并非严格意义的家训,是对儿子的口头教诲或赠言,司马谈的《命子迁》,则原本是父亲对儿子的临终遗言,或者说口头遗嘱。
关于司马迁,无需太多介绍,一部煌煌巨著《史记》,足以使这个名字彪炳中国文史两千余年而光芒不减。值得一说的,是父子两代太史令的情怀与追求。
太史,也称太史令,史官,是一个古老的官职,据传最晚在夏代末期业已出现。西周时代,太史作为朝廷正式官员,其存在十分详实了,不仅周天子设有诸多史官,各官署和诸侯国也都设有史官,负责起草文书,策命诸侯卿大夫,记载史事,编写史书,兼管国家典籍、天文历法、祭祀等,地位显耀而尊贵。
提及“太史”,许多人都记得两句诗“在齐太史简,在晋董狐笔”。没错,语出宋代文天祥的《正气歌》。
那都是春秋乱世的典故。当时,谋权篡逆开始风行,诸侯轮流做,只看谁敢想敢干。
齐国便出了个权臣加奸臣崔杼,他在朝廷一手遮天,私生活也不消停,硬是娶了自己一个家臣的寡姐,是位超级美人。孰知,被崔杼扶植上位的国君齐庄公,荒唐程度更甚于崔杼,竟然跑去崔府找超级美女偷情,还公开对臣子们炫耀。崔杼恼羞成怒,干掉了齐庄公,换上一个新君主。事后,他命一个名叫伯的太史,将庄公之死写成“因病”。太史伯却据实写下“崔杼弑君”,崔杼果断杀了他。太史伯的三个弟弟依次接任史官,大弟二弟也都因坚持写明“崔杼弑君”而被害,到了四弟太史季,同样拒绝妥协,崔杼被哥几个的史官精神震慑,无奈收手,眼看四弟将“弑君”刻上竹简。太史季出来,迎面碰上另一个史官抱着竹简匆匆赶来,原来,此人估计太史季也难逃一劫,主动来找崔杼,誓死将“崔杼弑君”刻写到底。
而晋国面临的一场危机是,朝臣很争气,君主不成材。晋灵公做过多年儿皇帝,顽劣成性,长大亲政后,更是昏庸暴虐荒淫无底线。他嗔怨老臣赵盾总是管束自己,几次找人行刺,不料赵盾威望太高,不仅有卫士舍命救护,连派出的刺客都被赵盾感动。晋灵公对赵盾是必欲除之,赵盾只好和儿子离国流亡。走到国境附近,邂逅了晋灵公的姐夫赵穿,赵穿得知情况,愤然而起,回来杀了晋灵公。赵盾闻讯,也随即返回京师拥立了新君。史官董狐,毫不顾忌赵盾的威势和面子,写下“赵盾弑其君”,并直接公示朝廷。赵盾大呼冤枉,他何曾杀过晋灵公?董狐抗辩道:你身居相位,说流亡,并未离开国境(表明还算晋国的臣民),等你回到朝廷,又不惩办赵穿等逆贼(等于默许)。国君被弑,不是你的责任是谁的?
太史董狐义正词严,大忠臣赵盾也只能认了“弑君”的恶名。
《正气歌》的两个典故,使世人形成一个强烈印象:不畏强权不怕死,秉笔直书写春秋,是史官的职业形象。在中国文化中,这始终是高山仰止的风骨与操守。
司马氏家族,世代为史官。秦汉都设有“太史令”官职,不过由于春秋战国天下大乱,秦汉之际又由于帝王高度集权,大臣的职能设置与实际权力都被分散,“太史令”一职也渐次退出朝廷的政治中心,变得无足轻重。
司马迁有过一个痛切描述:文史星历,近乎卜祝之间,固主上所戏弄,倡优蓄之,流俗之所轻也。译成白话:太史这类文化性的职位,地位和占卜算卦差不多,由着皇上随意戏弄,当成聊供娱乐的歌舞艺人蓄养,被世俗看不起。
司马迁触怒皇上,下狱受刑之后,改任“中书令”,身份更低微。
应了“没有小角色,只有小演员”,身外的富贵荣华,未必与成就相关。“太史令”“中书令”,人微言轻不受尊重,司马迁却完成了中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《史记》,历史价值与文学性都达到空前高度。
【司马谈家训赏读】
要读懂司马谈的《命子迁》,得从“封禅”说起。
封禅是一种表示帝王受命于上天而拥有天下的典礼。古人认为泰山是世界最高山,人间最高统治者帝王,应当到泰山与上天沟通,因此封禅也即封泰山,具体说,封是祭天,禅是祭地。
传说,从远古的伏羲、神农、黄帝直到周成王,共有12位帝王进行过封禅,其实均不可稽考,《史记·封禅书》所载,舜、禹以后,第一个真正举行封禅典礼的,是秦始皇,第二个就是汉武帝了。
汉武帝即位,大汉走向强盛富足阶段,他老早就琢磨着效仿秦始皇,过一把“封禅”的帝王瘾,却被窦太后阻挠。终于障碍消除,汉武帝的封禅得以梦想成真,为此特地改年号为“元封”。
元封元年,汉武帝的御驾浩浩荡荡向泰山进发,封禅是帝王的炫耀,也是国家大事,司马谈身为太史令,很荣幸地随行。不幸的是,他突然身患重病,躺倒在半路上。
司马谈年轻时便立志写出一部恢弘的史书,填补历史记载的空缺。为了实现理想,多年来他做了大量前期工作,积累了丰厚史料。封禅那年,司马谈任太史令已历三十余载。重大历史事件正在发生,司马谈却被病魔击败,无缘这桩盛典,真是抱恨终天啊!他在病榻上对儿子司马迁唏嘘叹息:今天子接千岁之统,封泰山,而余不从行,是命也夫!
随后,司马谈对儿子说出了那段遗言。
《命子迁》,是一个父亲对儿子最后的训导与激励,也是一个临终史官对继任者的恳请与嘱托。前面说到,司马谈对多种学问都有涉猎和研究,但《命子迁》体现的价值观,显然是以儒家学说为立足点的。他对“史官”职守的定位,绝非单纯地“记载历史”,而是:继承从周公到孔子的“王道”社会理想,发掘弘扬“礼乐”,让民族断续的人文精神与思想血脉重新接通,传递后世。可以说,司马谈想做的,正是孔子毕生心心念念的“复礼”了。
《命子迁》大义凛然又情真意切,读来令人动容。
有人说,没有司马谈的《命子迁》就没有《史记》,可能武断,不过,都知道,司马迁接任父亲的太史令后,全力以赴收集史料,却意外招致大祸。将军李陵战败,投降匈奴,汉武帝将李陵家族灭门。司马迁试图为李陵仗义执言,结果直接被皇上判了死刑。司马迁忍辱含垢,自己请求将死刑改为腐刑,也即阉割。某种意义上,这是比死更残酷的处罚。
司马迁决绝而悲情的选择中,确实回荡着父亲死不瞑目的遗志与重托。
足以告慰司马谈,儿子司马迁没有辜负父亲,他饱含亲情,充满不亚于父亲的使命感,坚忍卓绝,以残缺的生命挥动如椽巨笔,给中国留下一部“史家之绝唱,无韵之离骚”(鲁迅语)。
父亲所要求的“立身扬名显亲”之“孝”,司马迁交上了满分答卷。
《史记》部分篇章如《刺客列传》等,是司马谈的原作。